高盛集团的发行风波

1. 高盛集团的发行风波

公开发行的夭折使高盛元气大伤。华尔街最后一家大型合伙人公司股票公开发行的搁浅，给我们一次难得的机会去洞悉盈利颇丰又十分神秘的高盛世界。1998年10月19日的下午，高盛189位合伙人聚首在公司纽约总部举行神圣的仪式——两年一度的华尔街最高成就：高盛合伙人授勋典礼。1998年的聚会也许是高盛129年历史中最奇特的，这是因为：该年的聚会本不该举行。两个月前，已不会再有人能成为高盛合伙人——因为高盛本打算近期公开发行，这意味着有50至60位本来即将任命的合伙人，相反却仅成为另一家新公司的薪禄不菲的雇员。但是6月份由合伙人表决同意的高盛首次公开发行，于9月末搁浅，并正式“撤回”。此项首次公开发行，本应成为牛蹄声声90年代的里程碑，却不幸沦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的牺牲品。高盛推迟发行是由于一旦股市下跌（华尔街大型证券公司的股价下跌更大），股价就不再具有吸引力了。若如以往所料，高盛股价在4倍帐面值左右，那么公开发行会将高盛定价为280亿美元。9月之后，高盛股票仅较帐面值有少许溢价，将公司估价为70亿美元，远远达不到将公司财富分配给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及其他员工的公开发行的目的。据公司的行政总裁柯赛和保罗森说，推迟首次公开发行是实用主义的决定。柯赛说：“适当的时候我们会重新考虑公开发行，但目前我们只能往前走。”但据高盛的合伙人、员工、客户及华尔街人士透露，高盛就公开发行而进行的大辩论及发行的夭折，对公司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它使高盛的资本结构及业务组合曝光并公诸于众。它挑起了公司一般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矛盾，并证实了华尔街上盛传的谣言——高盛投资银行家与交易员的竞争关系及两位行政总裁柯赛和保罗森之间的不和。

2. 高盛集团有多可怕？

高盛集团可怕到可以通过经济控制一个国家。高盛为跨国银行控股公司集团，高盛的业务涵盖投资银行、证券交易和财富管理；业务对象为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及少数投资者。业务按地域分为三大块，即美国、亚太地区和欧洲，在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代表处。高盛的可怕，不在于它的强势，而是它能够短暂的容忍与宽容，但它的宗旨是长远的贪婪。

3. 高盛的高盛中国

高盛（英语：Goldman Sachs）为跨国银行控股公司集团，为《财富》杂志评选的美国财富500强企业之一，总部位于美国纽约。高盛的业务涵盖投资银行、证券交易和财富管理；业务对象为企业、金融机构、(国家)政府及富人。业务按地域分为三大块即美国、亚太地区和欧洲，在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含美国）设有代表处；包括纽约、芝加哥、法兰克福、伦敦、东京、台北、北京、上海和香港。亚太地区总部设于香港。在中国设有北京办事处、上海办事处，并成立合资证券公司高盛高华。高盛长期以来视中国为重要市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就把中国作为全球业务发展的重点地区。高盛1984年在香港设亚太地区总部，又于1994年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代表处，正式进驻中国内地市场。此后，高盛在中国逐步建立起强大的国际投资银行业务分支机构，向中国政府和国内占据行业领导地位的大型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高盛也是第一家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B股交易许可的外资投资银行，及首批获得QFII资格的外资机构之一。 在债务融资方面，高盛在中国牵头经办了40多项大型的债务发售交易。高盛多次在中国政府的大型全球债务发售交易中担任顾问及主承销商，分别于1998年、2001年、2003年和2004年10月完成了10 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交易。高盛是唯一一家作为主承销商全程参与中国政府每次主权美元债务海外发售项目的国际投行。与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高盛在中国市场同样担当着首选金融顾问的角色，通过其全球网络向客户提供策略顾问服务和广泛的业务支持。近年来，高盛作为金融顾问多次参与在中国的重大并购案，如日产向东风汽车投资10亿美元；戴姆勒-克莱斯勒向北汽投资11亿美元；TCL与汤姆逊成立中国合资企业；汇丰银行收购中国交通银行20%股权；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部；中国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以及中海油收购在尼日利亚的石油资产等等。 1984年高盛在香港设亚太地区总部1994年高盛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代表处。高盛成为第一家获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中国B股股票的外国投资银行。高盛对中国第二大寿险公司及最大的产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进行了首次自营资金投资，投资金额为3,500万美元。高盛持有平安6.8%的股份。1997年高盛担任中国移动40亿美元首次公开上市的主承销商，这是除日本外亚洲地区最大的民营化项目之一，也是中国电信行业第一个民营化项目。该项目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仍然实现了成功的定价。高盛担任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价值7.2亿美元里程碑式H股首次公开上市项目的主承销商，这是中国航空业第一个大型民营化项目。高盛担任中国财政部价值5亿美元全球债券发行的副主承销商。1998年高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价值10亿美元主权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1999年高盛开始担任广东省政府的财务重组顾问，对粤海企业有限公司进行债务重组。高盛担任中国移动价值20亿美元二次股票发行项目的主承销商。2000年高盛前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鲍尔森成为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首任主席。高盛担任中国石油29亿美元首次公开上市的主承销商。该项目定价期间正值新经济泡沫的顶峰及政治高度敏感的时期，但这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第一个成功的民营化项目。在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倒闭触发的潜在信贷危机期间，高盛完成了粤海企业有限公司5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项目。这是中国国企历史上第一个债务重组项目。随后，高盛对粤海投资2000万美元。高盛担任中国移动创纪录的价值72亿美元后续/可转债发行项目的联席全球协调人，这是除日本外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股票发行项目。2001年高盛在中国又投资了两个项目，一个是收购了中国第三大综合固线电信服务公司中国网络通信集团（中国网通）价值6000万美元的股份，另一个是收购了中国第一个独立8英寸半导体晶圆企业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中芯国际）价值5000万美元的股份。高盛持有中国网通 2.4%及中芯国际4.0%的股份。高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再次融资10亿美元。2002年高盛担任中国银行（香港）26.7亿美元首次公开上市的主承销商，这是中国金融服务行业的第一个民营化项目。高盛担任日本日产汽车对东风汽车10亿美元收购项目的财务顾问。高盛担任中国移动（香港）对中国八个省移动通信公司价值102亿美元的收购及7.5亿美元私募项目的财务顾问。2003年高盛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并资助该合资公司收购了价值19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贷款及地产资产组合。该合资公司是第一个正式注册并得到政府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资资产管理公司。在中国刚刚摆脱非典影响并即将进行最新一次全球主权债券发行之前，作为中国政府的评级顾问，高盛帮助中国提升了信用评级：穆迪公司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由A3提升至A2。高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主权债券发行美元部分的主承销商，成为自1998年以来唯一一家三次均担任中国政府主权债券发行主承销商的国际银行。高盛成为第一批获得中国政府发放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执照的金融机构，投资额度为5000万美元。高盛担任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对北汽控股11亿美元投资项目的财务顾问，该项目将在中国生产奔驰轿车和卡车。高盛在诺基亚将四个合资企业整合为一个公司的项目中担任财务顾问，该项目使新公司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2004年2004年，高盛成为领导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市首屈一指的承销商，具体项目包括：网络游戏公司盛大价值1.69亿美元的首次公开上市；即时通讯公司腾讯价值1.8亿美元的上市；平安保险价值18.4亿美元的上市；中国网通价值13.1亿美元的上市；中兴通讯价值4.53亿美元的上市；中国石油价值16.8亿美元及中国石化价值7.42亿美元的股份配售。高盛成功完成中国进出口银行7.5亿美元，中国工商银行（亚洲）4亿美元，国家开发银行10亿美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5亿美元的全球债券配售。高盛担任汤姆逊与TCL成立中国合资企业项目的财务顾问。高盛在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向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战略性地出售20%的股份项目中担任财务顾问。高盛担任联想集团收购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项目的财务顾问。2004年12月，高盛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合资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盛拥有合资公司33%股权，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拥有67%股权。2005年高盛担任交通银行价值21.6亿美元H股首次公开上市项目的联席全球协调人，这是第一个中国国有银行在海外上市的项目。高盛担任中化公司价值2.47亿美元后门上市项目的主承销商。此项目的结构分三个部分，所以极其复杂但又非常具有创意。高盛担任中国石油价值27.2亿美元后续股票发售的主承销商，该项目是至发售日除日本外亚洲地区最大的快速建档发行案。高盛再次成功完成国家开发银行价值10亿美元的全球债券配售。高盛担任中国网通收购电讯盈科20%股份项目的财务顾问。高盛在淡马锡控股以14亿美元入股中国第三大国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项目中担任财务顾问。高盛在苏格兰皇家银行以16亿美元入股中国第二大国有银行中国银行的项目中担任财务顾问。高盛担任凯雷投资集团收购中国第三大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24.9%股份项目的财务顾问。高盛加入向中国银行业自营投资的行列，同意以18亿美元入股中国第一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高盛因其资产管理业务成为第一个获得两个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执照与投资额度的金融机构。2006年高盛签订协议以37.8亿美元与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入股中国工商银行（一月）。高盛担任中海油以22.7亿美元收购在尼日尔利亚的石油资产项目的财务顾问（一月）。高盛担任分众传媒价值3.23亿美元在纳斯达克后续股票发售项目的全球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一月）。高盛担任上海先进半导体价值9,600万美元在香港首次公开上市项目的联席全球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四月）。高盛担任中海油价值19.8亿美元快速建档发行的联席账簿管理人（四月）。高盛担任中国银行111.9亿美元H股首次公开上市项目的联席全球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这是至发售日中国最大以及全球第四大的首次公开上市项目。2013年5月20日，高盛悉数售出其持有的工行H股，交易价格为每股5.47～5.5港元，较工行H股昨天收盘价5.64港元低2.5%～3%。高盛自入股工行后，先后累计6次减持工行股份，投资7年累计获利约65.1亿美元。

4. 高盛的投资动态

5月20日收盘后，外资投行高盛通过场外大宗交易的方式，以每股5.47－5.5港元的价格出售了大约15.8亿中国工商银行H股，套现约11.2亿美元。至此，高盛已出清其在工行所有持股。高盛在2006年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斥资约25.8亿美元，购入工行7%的股权。随后工行实上海和香港上市，在经营业绩稳健提升的同时，工行的整体实力持续增强。在资产规模、核心资本、存款总额以及公司市值等指标均居全球金融同业首位。2012年，工行实现净利润2387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最能赚钱的公司。这也为高盛的投资带来了丰厚的回报，高盛自2006年入股工商银行以来，经过五次减持最终获利逾72.8亿美元扬长而去，实现了近三倍的初始投资回报。北京时间5月21日，高盛集团宣布已同意以2.80亿新加坡元（约合2.23亿美元）收购世界最大钻井平台制造商新加坡吉宝企业集团（Keppel Corp）旗下吉宝房地产投资信托（Keppel REIT）的6.7%股权。

5. 高盛集团是干什么的？

高盛集团：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区别

6. 高盛集团是干什么的？

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一家国际领先的投资银行，向全球提供广泛的投资、咨询和金融服务，拥有大量的多行业客户，包括私营公司，金融企业，政府机构以及个人。
高盛集团成立于1869年，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及规模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总部位于纽约，并在东京、伦敦和香港设有分部，在23个国家拥有41个办事处。
2017年6月7日，2017年《财富》美国500强排行榜发布，高盛集团排名第78位。2018年7月19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发布，高盛位列259位。

扩展资料
高盛集团核心业务
1、投资银行
为各种各样的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和个人提供广泛的投资银行服务。
2、投资控股
高盛集团入股了中国石化、中粮集团、金龙鱼等多家大型企业，并占有中国移动的股份。
3、交易投资
一方面协助客户（包括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和个人）进行交易，另一方面通过做市、交易和投资固定收益和股票产品、外汇、大宗商品及衍生产品，用自营资金进行交易。
此外，高盛还参与股票及期权交易所的特许交易商及做市活动，并在全球主要的股票、期权和期货交易所为客户交易进行结算。对于商业银行及其它投资活动，高盛既进行直接投资，也通过公司募集和管理的基金进行投资。
4、资产管理
向全球各类机构和个人提供投资顾问及理财规划服务，并提供所有主要资产类别的投资产品(主要通过分开管理的账户和符合工具，如互惠基金和私人投资基金)。
高盛还向全球的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对冲基金、基金会和高净值个人提供大宗经纪服务、融资及融券服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高盛集团

7. 高盛公司的发行风波

华尔街最后一家大型合伙人公司股票公开发行的搁浅，给我们一次难得的机会去洞悉盈利颇丰又十分神秘的高盛世界。 1998年10月19日的下午，高盛189位合伙人聚首在公司纽约总部举行神圣的仪式----两年一度的华尔街最高成就：高盛合伙人授勋典礼。1998年的聚会也许是高盛129年历史中最奇特的，这是因为：该年的聚会本不该举行。两个月前，已不会再有人能成为高盛合伙人----因为高盛本打算公开发行，这意味着有50至60位本来即将任命的合伙人，相反却仅成为另一家新公司的薪禄不菲的雇员。但是6月份由合伙人表决同意的高盛首次公开发行，于9月末搁浅，并正式“撤回”。此项首次公开发行，本应成为牛蹄声声90年代的里程碑，却不幸沦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的牺牲品。高盛推迟发行是由于一旦股市下跌（华尔街大型证券公司的股价下跌更大），股价就不再具有吸引力了。若如以往所料，高盛股价在4倍帐面值左右，那么公开发行会将高盛定价为280亿美元。9月之后，高盛股票仅较帐面值有少许溢价，将公司估价为70亿美元，远远达不到将公司财富分配给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及其他员工的公开发行的目的。据公司的行政总裁柯赛和保罗森说，推迟首次公开发行是实用主义的决定。柯赛说：“适当的时候我们会重新考虑公开发行，但目前我们只能往前走。”但据高盛的合伙人、员工、客户及华尔街人士透露，高盛就公开发行而进行的大辩论及发行的夭折，对公司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它使高盛的资本结构及业务组合曝光并公诸于众。它挑起了公司一般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矛盾，并证实了华尔街上盛传的谣言----高盛投资银行家与交易员的竞争关系及两位行政总裁柯赛和保罗森之间的不和。 高盛公开发行的正式原因之一是“使资本结构与公司使命相契合”。但不可否认，许多合伙人，尤其年轻人，与其说是关心高盛的未来，不如说更关心自己资本帐户上储蓄的惊人数目。资本的问题依然存在。实际上，高盛的股本基础比摩根士丹利及美林都小（1998年中期为66亿，摩根士丹利为138亿，美林为117亿）。但行政总裁柯赛和前行政总裁怀特德都说较少的资本只会使公司能更好地决策，竞争对手也认为高盛并没有由于资本缺乏而受到限制。 DLJ证券公司的行政总裁莱比说：“我希望能找到由于资本不足而使高盛不利的业务。”实际上，问题不在于高盛资本的数额，而在于资本结构和资本的稳定性。当合伙人变为有限合伙人，他们可以抽回资本；若大批的合伙人变为有限合伙人，可撤回大量资本。这就是为什么1994年是公司十分可怕的恶梦的原因。当时债券市场的波动损毁了高盛的盈利，合伙人纷纷逃之夭夭。 (而公开发行的主要倡导者柯赛，于1994年成为行政总裁，并不是巧合)。对于这方面的限制更为严厉：当合伙人变为有限合伙人时，他们仅仅能撤走一部分资本，其余的可在至少5年后撤回。但资本还是可以逃离。另一问题是高盛资本的成本。有两家外部机构，日本的住友银行和夏威夷的毕舍普地产公司，在高盛投资了相当大的数目----1998年中期为 15亿美元，占总资本的23%。由于高盛税前利润的一大部分为这些外部股东占有，因此很难从留存收益中扩大资本，尤其是当股市不好时。以帐面值几倍的价格公开发行筹集的股本本应使高盛能以更低成本建立股本基础。” 1、业务组合过分依赖交易运作，导致盈利不稳定。甚至连高盛为准备公开发行而进行的最小限度的财务披露，也能揭示出高盛的业务组合并不理想。有一些报表甚至显示出高盛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加脆弱。在华尔街最能赢利的收购兼并业务方面，高盛一直比主要的对手盈利强。摩根士丹利、美林和高盛做的项目金额几乎相同，但高盛比美林的盈利多50%，比摩根多30%。但令人担心的是高盛的收入组合比对手更不稳定，因为它更依赖交易运作。1998年前两季度中，高盛43%的收入来自交易，美林为23%，摩根士丹利为28%。年中，高盛的总资产是公司股权的36倍，比对手负债率高。如果将高盛比作一家钢厂的话，若以100%的生产能力计，可赚大笔钱；若以 60%的生产能力计，就会亏大笔钱。这些事实使华尔街人士将高盛比作对冲基金。因此，一些人认为高盛可能不得不将其公开发行定价为较摩根士丹利和美林的低，其股票可能持续以折扣价格交易。高盛对交易的依赖性在1994年已成为问题，在今天仍为问题。虽然高盛最初的招股书不遗余力地指出公司的风险管理自1994年以来改进了许多，但也不可能改进到足以抵抗前几个月波及全球市场的动荡的地步。显然很少投资银行能为这样的惨淡市况作好准备。高盛和华尔街的其他投资银行一样，在最近的业绩数据报告中，体现出不利市况的影响。直至今年夏天，高盛的业绩还非常显著。净收入从1995年的45亿美元升至去年的74亿美元。税前利润（由于高盛是合伙人制，税项由合伙人支付）从14亿增至30亿。今年前两季度，收入增长50%，公司的盈利很快超过40亿美元。但目前每况愈下。在截至8月28日的季度里，税前盈利从前一季度降低27%。9月份更差，有传说公司可能损失高达9亿美元。毫无疑问，公司对于交易的依赖是高盛的利润象单摆一样波动的主要原因。当然，高盛的管理层根本不必担心，因为高盛仍是私有的，它有办法淡化亏损程度。一些有限合伙人认为这是坚持私有制的主要原因。而公开发行则需要高盛放弃目前拥有的多报或少报盈利的灵活性。2、资产管理业务的不足。高盛业务组合中的另一弱点是其提供抵挡市场波动缓冲的资产管理业务。虽然资产管理增长很快，但却并不象其他对手那样盈利。1997年末，高盛是美林管理资产的1/3。高盛4.58亿美元的资产管理收入比摩根4亿的资产管理净收入高不了多少。资产管理可能不象声势浩大的成千上万亿金额的投资银行交易那么惊心动魄和有利可图，但它能产生理论上比交易利润更稳定的以费用为基础的收入。高盛的资产管理业务起步较晚，为赢得业务而收费低廉，由于定位不明和人员流动而出师不利。1995年末，高盛只有520亿美元的资产管理，其中40%来自低费用的货币市场基金。无论是公司内部还是外部，关于资产管理是“丑陋的义子”的看法正在改变。在过去的两年半中，资产增长了3倍多，高达1650亿美元，其中只有 20%是货币市场基金。更重要的是，公司的态度已改变。高盛的资产管理公司如今雇有1000名员工，而几年前仅有250人，高盛不仅向聘用的外来人才许诺他们会成为合伙人（在高盛很少有），而且高盛内部其他部门的明星也转至资产管理公司。美国金融研究公司说“高盛是呼之欲出的巨人”。但外部仍然批评高盛在营销方面远胜于投资方面，高盛要成为巨人还长路漫漫。没有公开交易的股票作为货币用来收购，通往巨人之路更加崎岖。3、公司内部矛盾公诸于众。公开发行的举措加剧并揭露了公司内部的分歧，并将高盛的业务前所未有地公诸于媒体。矛盾之一是公司一般合伙人---是真正的有控制权的所有者 ---及有限合伙人之间的矛盾。虽然高盛管理层喜欢用“一边倒”来形容高盛人对公开发行的支持，但这种说法可能有些过头。这一举动使高盛的一些当今合伙人和108位有限合伙人愤愤不平或持有异见。有限合伙人中的异见最甚，这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于合伙制的信念及对交易条件的不满。最初，他们本将接受超过其股权帐面值25%的溢价，但一般合伙人期望得到将近300%的溢价。发行重组就如何处理有限合伙人的资本这一问题给予他们几种选择，其中之一是他们将得到目前股票股权的55%的溢价。若公开发行达到300%溢价，目前的合伙人将得到绝大部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导致发行搁浅的是当市场下跌，300%的溢价下降，乃至有限合伙人与一般合伙人的所得基本相同---甚至更多。即使早在发行依然继续进行时，已有关于高盛两位行政总裁保罗森和柯赛的传言。1997年末的营运总监保罗森，本已否决公开发行但却最终同意，条件是要坐上行政总裁的交椅。甚至传言公开发行的支持者柯赛，由于公开发行搁浅而受到攻击。高盛尝试的公开发行使“公平”这一词和公司中层员工的薪酬成为焦点问题。高盛并不一定给中流砥柱的初级行政官支付高额薪酬，虽然这些人埋头苦干，并为能加入合伙人以及可能有8位数收入的机会所吸引。凭借公开发行，高盛着重保证将薪酬向中下层员工倾斜。但公开发行的搁浅，令高盛高级合伙人必须马上重整合伙人制度。这可以解释为何高盛今年比1996年多吸收十几位合伙人。即便如此，更多的成千上万中层员工可能希望高盛能完成公开发行 ，并问自己高盛是否依然是唯一的理想工作。摩根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摩根比以前接到更多的高盛员工寻找工作的电话。高盛一贯是其他人乐于憎恨的公司，这多半是由于高盛如此出色。那么为何该公司与其他华尔街公司不同呢？高盛出众之处多半在于华尔街上广为流传却少有公司真正拥有的一种概念：即公司文化。自新聘员工步入曼哈顿下区布罗德大街 85号那一刻起，高盛的优越及其对手的平庸即给人以刻骨铭心的印象。高盛警诫新员工永不能让公司蒙辱或出现在媒体中。他们一天工作14、16、18小时，明显是为了获得加入合伙人这诱人的独一无二的奖赏而奋斗。首要问题依然存在。第一：高盛没有进行公开发行，是否错过了黄金机会，抑或幸免于难？也许答案是后者。若去年春天它出售股票，其股价现在会大大低于发行价---这对于华尔街的头号公司来说是耻辱的开端。其实，许多合伙人认为公司躲过了子弹。另一问题：高盛在不远的将来是否会上市？公司高层依然坚持发行上市的路线。但许多其他人，包括长期的华尔街人士以及现在和以前的合伙人，都认为不可能。目前不仅有一大群新的合伙人----星期一会议后有 25%的新合伙人-----需要被说服，但公开发行搁浅后，那些上次投“赞成”票的人会重新考虑。华尔街极度投机的最近一轮之后，可能需要新的一批投资者再次相信这些股票会卖成4倍帐面值。

8. 高盛怎么办？

摆在替罪羊高盛面前的，只有三条路。
危机后寻找元凶或替罪羊，是政治博弈中的惯用做法，奥巴马政府也不例外。众所周知，金融危机的元凶在华尔街，但对替罪羊的选择和处理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这个替罪羊必须是危机中受损相对较轻，在华尔街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实力，经得起起诉；其次，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或投诉，否则起不到政治秀的效果；第三，不能有损政府的利益或股份，否则在处理或起诉过程中将投鼠忌器，让当政者或纳税人的利益受损。
纵观华尔街，符合以上三项条件的首选非高盛集团莫属。在危机逐步升级的阶段，高盛一直一枝独秀。而且，高盛与美国历届政府的关系密切，数任财长都来自高盛，所以民众侃称高盛为Government Sachs（即政府高盛），而奥巴马则要改变这一印象。
然而，此替罪羊并非是一只可以随意宰割的绵羊。证交会指控高盛的罪名是违规交易，指出高盛伙同保尔森基金公司（Paulson&Co.）设计出一种按揭证券组合基金，在卖给欧洲客户（ACA等公司）的同时，让保尔森基金公司做空这些产品，而高盛没有向买方披露这一情况，致使买方巨额损失，因此涉嫌欺诈。面对这一指控，高盛知道一场官司和公关战不可避免。
对高盛而言，面临三种策略选择。第一种策略是主动出击，把对高盛的指控变成对华尔街普遍现象的指控，从而转向对证交会长期监管失职的指控，以此来淡化对高盛的指责。但此举必定进一步得罪证交会，为日后的麻烦埋下伏笔。
第二种策略是速战速决的无罪辩护，拒绝认罪，把民事指控变成道德过失，最后交一大笔罚金了事。这样必须把当事人辞退，把对高盛的指控变成对个别雇员失职的指控，最大程度维护高盛的信誉。并且尽快通过庭外和解，避免把这场官司变成旷日持久的审判。这样，双方都可以声称获得了胜诉，而发出不同声音的民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接受这一结果。
第三种策略是广结同盟，通过舆论和媒体，创造一种有利于高盛的外部环境，给证交会和法庭造成无形的压力，从而影响判决结果。如此一番运作，不仅要赢得这场官司，还要通过官司把自己塑造成无辜替罪羊的形象，从而降低或逆转人们对高盛的负面印象。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高盛明白，政府的意图是要兑现追查危机元凶的承诺，是做给选民和外国受害者看的；证交会更是要改变从前无作为的形象，因此只能胜不能败。而政府也明白，高盛最在乎的是长远利益，不希望将案子长时间耗下去。这样一来，这场官司的结果已然明了：原告为了面子，被告为了长远利益，双方必须协商出解决方案。
目前看来，这三套策略都在实施中。首先高盛总裁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做出了强力反击的声明，认为该项指控纯属政治运作，是证交会为修补受损形象的作为。在否认所有指控的同时，高盛涉案副总裁法布里斯·图尔辞职。接着由保尔森基金公司出面，声明未曾参与销售高盛生产的受指控基金产品，也未曾经手高盛设计和销售的CDO系列产品的项目，并表示愿意为高盛出资，打赢这场官司。
华尔街律师们纷纷发表意见和评论，称此交易不存在违规交易，而且高盛在那些产品中也蒙受了损失，根本无法证明欺诈的意图，最多是利用了政府监管不严的漏洞。股神巴菲特发表谈话，称高盛公司是华尔街最规矩的公司，政府此举完全是为自己的无作为寻找替罪羊。此外，高盛还加大了形象工程的力度，在慈善和公益事业方面不遗余力。
这一系列事件很快起到了效果，高盛的股价狂跌后反弹，最后仅跌去15％，比预期要好很多。起诉高盛没有引起恐慌，证交会进一步对华尔街出手，对高盛的指控也是一种平衡。如开始调查摩根大通、花旗、摩根斯坦利等银行涉嫌操纵市场评级，提供虚假信息，从中牟利等违规行为。此类事件还将继续上演。